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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随着欧盟《废物运输条例》修订版的全面实施临近，一场围绕“废钢”这一战略性二次资源的争夺战已经开启，欧盟正试图通过立法手段构建一道“资源围墙”，将高质量的废钢锁定在欧洲单一市场内部。

  当前，鹿特丹港废金属码头虽呈现出暴风雨前的异常平静，抓斗起重机仍持续将破碎汽车外壳、拆解建筑钢筋装入前往伊兹密尔或孟买的散货船，但全球钢铁供应链从业者均已意识到，这一传统贸易场景正进入倒计时阶段。

  到了那天，欧盟新版《废弃物运输条例》（WSR）的核心组成 —— 数字废弃物运输系统（DIWASS）将正式全面强制生效。

  这一举措并非单纯的 IT 系统升级，而是欧盟 “资源围墙” 完全成型的标志。

  此前数十年，废钢作为发达国家的 “环境负担”，长期沿北南、西东方向流动；而在 “绿钢” 革命推进过程中，废钢的战略价值被重新定义，成为关键的 “绿色资源”。

  欧盟政策制定者正通过法律与技术方法，致力于将废钢这一战略资源留存于欧洲大陆。

  长期以来，全球钢铁工业主要依赖两条生产路径：一是以铁矿石、焦煤为原料的高炉 - 转炉（BF-BOF）长流程，二是以废钢、电力为核心的电弧炉（EAF）短流程。

  过去半个世纪，高炉工艺凭借规模与效率优势占据主导地位，电弧炉仅作为补充产能存在。但在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治理的政治压力下，这一格局被打破。

  数据显示，每吨电弧炉钢（以废钢为原料）的碳排放量仅为传统高炉钢的五分之一，极端优化条件下排放量可进一步降低。

  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的约束与碳排放交易体系（ETS）免费配额削减的激励双重作用下，废钢已从普通工业废料升级为影响钢厂生存的战略资产。

  欧洲钢铁行业正处于转型关键期。为实现 2030 年减排 55%、2050 年碳中和的目标，安赛乐米塔尔（ArcelorMittal）、蒂森克虏伯（ThyssenKrupp）、萨尔茨吉特（Salzgitter）等欧洲钢铁巨头均启动激进转型计划，宣布投入数十亿欧元布局电弧炉项目。

  欧盟作为全球主要废钢产生地之一，年出口量超 3500 万吨，大量废钢长期外流。

  欧盟战略层面认为，废钢外流本质是 “未来经济产出” 与 “脱碳关键资源” 的流失，将直接引发本土钢厂未来面临原料短缺或需高价回购的风险。

  基于这一考量，新版《废弃物运输条例》应运而生，其核心目标明确：保障绿色转型所需的废钢资源留在欧洲。

  在新的政策框架下，废钢的属性被重新界定，从需处理的 “废弃物” 转变为循环经济的核心要素。欧盟委员会通过修订 WSR，本质上完成了对 “废弃物” 的属性重构。

  此前，废钢出口被视为 “环境服务”，即向具备解决能力的国家转移废弃物；如今，这一行为被定义为 “资源流失”。

  这一认知转变是理解欧盟后续政策的关键：欧盟的政策重心已从 “通过出口降低本土环境压力” 转向 “将废钢资源转化为本土绿色钢铁产能”。

  这一转变直接引发立法目标的根本调整：从传统的 “防止环境污染” 转向 “保障资源安全”。

  尽管欧盟对外宣称新规旨在避免向发展中国家倾倒有害垃圾、保护接收国生态与公众健康，但国际回收局（BIR）等行业组织认为，此举本质是 “环保外衣下的资源保护主义”。

  若将有关规定法律条文视为 “资源围墙” 的基础架构，那么 2026 年 5 月 21 日上线的数字废弃物运输系统（DIWASS）则是保障围墙生效的核心管控工具。

  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实施细则，DIWASS（Digital Waste Shipment System）将成为废弃物运输信息的中央枢纽，其核心功能是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监管，而非单纯的申报平台。

  在此之前，废弃物运输监管存在非常明显漏洞：纸质文件流转效率低、易篡改，且各国海关系统缺乏实时协同机制，导致不法贸易商有机可乘 —— 通过将混合废料伪装为优质废钢、虚假申报目的地等方式规避监管。

  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倡议（GI-TOC）的调查显示，部分标注 “清洁可回收” 的废钢货物中，混杂大量受污染塑料及危险废物，利用了接收国（如土耳其）监管能力不够与欧盟出口系统漏洞。

  DIWASS数字化监控将于2026年启动，而更严格的出口限制将在2027年5月21日落地：针对非经合组织（non-OECD）国家的废弃物出口新规则将全面生效。

  这一规定将产生决定性影响：对于“绿色清单”中的废钢等废弃物，进口国需证明其具备环境无害化解决能力（ESM），包括生产设施达标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并接受欧盟审核，否则出口将被禁止。

  从当前真实的情况来看，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等多数非OECD国家的环境监管水平难以满足欧盟要求，通过审核的难度极大。

  这意味着，2027年起，欧盟对这些国家的废钢出口将基本终止，这不仅会加剧贸易摩擦，更将从法律层面切断相关供应链。

  随着欧盟“资源围墙”的一步步成型，欧洲钢铁巨头正通过巨额投资优化废钢供应链，聚焦废钢质量提升，构建核心竞争优势。

  2025年9月1日，该集团在子公司DEUMU场地启动大型破碎机工厂建设，项目投资3000万欧元。该项目的核心目标并非扩大废钢处理规模，而是生产高纯度废钢。

  萨尔茨吉特集团的SALCOS低碳炼钢项目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投产，届时传统高炉将被电弧炉与直接还原铁（DRI）技术替代。

  而电弧炉对废钢纯度要求极高——若废钢中混入铜（来自汽车线束）、锡（来自涂层）等杂质，将导致钢制材料出现“热脆”缺陷，无法用于高端汽车面板等产品生产。

  高纯度废钢一直处在供不应求状态，萨尔茨吉特集团采取“自主提纯”策略：通过新破碎机与先进分选技术，将低等级普通废钢提纯为符合SALCOS工艺要求的高等级原料。

  这一举措释放明确信号：欧洲钢厂已从“规模化采购废钢”转向“高品质定制化利用废钢”，通过本土技术升级将低等级废钢转化为高价值原料，从源头减少废钢出口需求。

  安赛乐米塔尔（ArcelorMittal）推出的“FRICHATEAF”项目，聚焦废钢高效利用与杂质分离研发技术，实现废弃钢铁回收与电弧炉生产的无缝衔接，同时分离回收铜、铝、铬等非铁金属。

  该项目具有多重商业经济价值：一是通过剔除杂质，保障绿钢产品的高端性能，支撑其在高端市场获取绿色溢价；二是分离出的铜、铝等金属可单独出售，降低废钢采购综合成本；三是提升废钢利用效率，减少对原生铁矿石的依赖，增强供应链自主性。

  欧洲两大钢铁巨头的布局表明，行业已预判废钢将成为未来稀缺战略资源，正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，将废弃钢铁回收环节纳入自身体系。

  传统“回收商-钢厂”的供需关系，正逐步向“钢厂内部回收车间”的模式转变。

  欧盟收紧废钢出口政策后，长期依赖欧盟废钢供应的四周的国家钢铁行业将面临严峻挑战，土耳其、印度等国受影响最为显著。

  土耳其凭借地理优势与强大的电弧炉产能，长期以来是欧盟废钢最大进口国，成为欧洲废钢的核心消化渠道。但这种高度依赖的供应链结构，在欧盟政策调整后暴露出明显脆弱性。

  此前，欧洲媒体将土耳其称为“欧洲垃圾场”，环保组织指责欧盟通过出口废钢转移环境成本，这一舆论压力成为WSR修订的重要推手。但客观来看，土耳其钢铁工业的发展高度依赖欧盟废钢进口。

  2025年底，市场呈现明显分化：土耳其深海进口废钢价格持续上涨（HMS 1&2 80:20报价达355.2美元/吨），根本原因是欧盟供应收紧与监管趋严导致物流成本上升；而欧盟内部废钢价格因出口受阻出现短期过剩，面临下行压力。

  一方面，无法获取廉价欧盟废钢，被迫转向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采购，导致采购成本与运费大幅增加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土耳其钢铁的主要出口市场仍为欧洲，但其电网碳强度较高，叠加原料成本上升，出口欧盟时需承担CBAM高额碳关税。

  土耳其钢铁生产商协会（TCUD）多次发出预警，若废钢供应持续短缺，土耳其钢铁工业将面临生存危机，但这一诉求未被欧盟政策制定者采纳。

  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阿朗（Alang）曾是全球最大拆船厂，承接全球三分之一的废旧船舶回收业务，通过拆解船舶为印度钢铁工业提供大量廉价废钢。

  但2025年以来，阿朗拆船厂业务量大幅度地下跌，2024年拆解船只数量从巅峰时期的415艘降至124艘，2025年下滑趋势进一步加剧。

  一是监管标准不兼容，尽管印度政府推动阿朗船厂升级，近90%设施已符合国际海事组织《香港公约》（HKC）标准，且印度于2019年批准该公约，但欧盟坚持执行更严格的《欧盟拆船法规》（EU SRR），欧洲船东为合规避免将船舶送往阿朗。

  二是经营成本上升，为达到环保标准，阿朗船厂投入数百万美元升级设施，导致拆船报价（500-510美元/LDT）低于孟加拉国（540-550美元/LDT），缺乏市场竞争力。

  三是WSR新规影响，新版WSR未来不仅限制废钢出口，还加强了报废船舶越境转移的监管。

  面对欧盟废钢供应中断，印度钢铁部启动“自给自足”计划，推动国内废钢资源开发。

  印度政府意识到依赖进口废钢的不可持续性，将废弃钢铁回收范围从汽车拆解扩展至工程机械、白色家电及国内老旧船舶，塔塔钢铁、JSW等本土巨头也开始布局正规化废弃钢铁回收中心。

  WSR条例的实施，将导致全球废钢市场分裂为“欧盟内部市场”与“外部市场”两大板块，将形成显著的价格剪刀差，利益格局出现重大调整。

  根据经济学原理，商品出口受限将导致国内供应增加，推动价格下行，这一现象将不可避免的在欧盟内部显现。

  受出口合规成本上升与渠道收窄影响，大量原本出口的废钢滞留欧盟内部，形成供应过剩。

  对安赛乐米塔尔、萨尔茨吉特等欧洲电弧炉钢厂而言，这一局面带来双重利好：一是获取充足且低价的原料，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，提升国际竞争力；二是稳定的废钢供应保障了低碳转型推进，减少碳配额采购支出。

  但欧洲本土废钢回收商则面临严重冲击：丧失全球竞价权后，议价能力一下子就下降——此前可选择向土耳其等海外买家出售，如今只能被动接受钢厂报价。

  这也是欧洲回收工业联合会（EuRIC）强烈反对WSR的核心原因，回收商的行业独立性逐步丧失，日益沦为钢厂的附属环节。

  欧盟外部市场则呈现相反态势，土耳其、印度、巴基斯坦等国的电弧炉钢厂为争夺有限的非欧盟废钢资源，推动原料价格上涨。

  2025年底，美国东海岸废钢出口价格就已经升至315.5美元/吨，创近期新高，全球采购需求集中推高其价格。

  原料成本上涨最终将传导至钢材终端价格，将导致印度、土耳其等国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上升。

  这一政策本质是“后门保护主义”，环保只是借口，核心是将再生资源留在欧盟内部，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强化本土经济。

  2026年后，废钢行业的竞争核心将从“资源获取”转向“合规与数据能力”，跨国废钢贸易企业的生存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化。

  传统废钢贸易商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信息差与物流整合，即通过对接废料来源与钢厂需求，赚取价差。但在DIWASS监督管理体系下，这一模式已难以持续。

  一是具备DIWASS系统操作与对接能力，需熟练运用数字监管系统，部分企业需自主开发API接口实现与欧盟系统的对接，这要求企业配备专业的IT与法规团队。

  二是掌握ESM认证服务能力，帮助印度等接收国企业完成环境无害化管理（ESM）认证，从而获取出口配额。

  贸易商需从“货物搬运商”转型为集合规咨询、认证服务、物流整合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商。

  技术升级是核心生存手段：如DEUMU般投资数千万欧元引进先进分选与破碎设备，已成为必然选择。只有生产出符合“绿钢”标准的高纯度炉料，才能在欧盟内部市场实现合理定价与稳定销售。

  行业并购将加速推进：欧洲钢铁巨头对大型废钢回收商的并购将成为趋势，萨尔茨吉特与安赛乐米塔尔的布局已拉开序幕。

  对钢厂而言，控股或收购回收企业，相当于掌控专属原料供应基地，可从源头保障废钢质量与供应稳定性。

  当前，多国均在加强再生资源管控：中国已限制废钢进口，构建国内循环体系；印尼通过禁止镍矿出口，成功推动下游产业链本土化；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等国也宣布自2025年起禁止废塑料进口，并逐步收紧废金属进口标准。

  这一趋势表明，再生资源已被视为关乎产业安全的战略物资，各国均倾向于将其留在国内。

  WSR条例的实施，标志着“废弃物自由流动”的全球化阶段正式结束，区域化循环经济体系逐步形成——欧盟打造“欧洲循环经济堡垒”，北美构建区域内资源循环体系，亚洲则在调整中探索自主供应路径。

  全球脱碳进程可能呈现“双速化”特征，发达国家凭借充足的废钢资源与雄厚资本，加速推进低碳转型。

  而发展中国家因废钢短缺，被迫延续高碳的高炉工艺，未来在CBAM等绿色贸易壁垒面前将处于更不利地位，碳排放维度的贫富差距将逐步扩大。